https://www.ccpph.com.cn/XSDT/202209/t20220922_293402.htm

【摘 要】“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是毛泽东党报思想中关于党性原则问题的一个重要观点。经过党的几代领导人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几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不断实践和创新，它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重要内容，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重要的指导方针和工作原则。现对这一观点提出的历史背景、理论内涵、实践过程与当代价值作系统阐述，并深入探究其理论内涵及当代价值，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党的新闻事业百年来不断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理论品质，以及在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不断凝聚思想共识、创新科学理论的探索精神，进而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制度、丰富发展世界无产阶级新闻学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党报党性；历史背景；理论内涵；实践过程；当代价值

　　“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是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提出的一个关于党报党性问题的重要观点。它虽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但却成为毛泽东以后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对党报工作，特别是对党报坚持党性原则的基本要求，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重要内容。

　　1948年8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文稿的第三次稿中，加写了以下一段话：

　　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并不得在宣传中将中央和受中央委托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和任务的机关（即各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和前委会）相平列。相反，必须公开向党内外申明，各受中央委托的机关是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和任务的。各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和前委会在发出自己的决议、指示、命令和训令时，亦必须注意此点，不得将自己和中央相平列，甚或向党内军内将自己造成高出中央的影响。①

　　在这段文稿中，毛泽东表达了三重含义：一是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二是党报不得在宣传中将中央和地方党、军机构相平列；三是地方党、军机构在发布政令时，不得将自己和中央相平列。前两句是针对党报所言，后一句则是针对地方行政机关和军队所言。三句话中有三处出现了“必须”、两处出现了“不得”的字眼，可见毛泽东对所表达观点的严重性和迫切性有着深刻认识。

　　本文试图探究的问题是，毛泽东为何在那个时候提出“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的观点？这一观点的理论内涵是什么？作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它经历了怎样的实践过程？具有哪些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历史背景

　　进入1948年后，人民解放战争到了一个重大转折点，全国范围的胜利已了然在望。在根据地，随着《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和实施，土地改革运动正热火朝天地进行；在解放区，随着一些大中城市的先后解放，这些新收复城市千头万绪的工作提到了面前。不仅如此，随着国统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加强，爱国民主人士和广大学生纷纷加入到反对国民党统治的阵营中来。新的形势发展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团结领导根据地、解放区和国统区的社会各阶层，以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然而，党对包括新闻宣传工作在内的各项工作的统一领导问题，在当时却受到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影响，面临着一些困难和考验。

　　一是客观方面地理环境和工作环境的影响。抗日战争期间，在日伪军猛烈“围剿”扫荡和实行包围分割的战术下，各抗日根据地为了生存和发展，保持着较大的自治权。有学者指出，“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及中央在战役战斗上是放手让根据地及主力军负责人去指挥的”。②这种形式上“分而治之”的客观局面，造成了新闻宣传工作的各行其是，在一些宣传人员中出现了闹独立性，与中央发布的决议、路线和方针相违背的严重现象。③中共中央针对这种情况，专门发布了要求各根据地统一对外宣传口径的指示，指出“一切对外宣传均应服从党的政策与中央决定”。④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收复了大量中小城市，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各自为政、相对独立的局面已经结束，解放区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工作由分散迅速向集中转变，在此种形势下，对解放区实行党、政、军、财的统一领导迫在眉睫。

　　二是主观方面无纪律和无政府心理状态的影响。受长期在游击战争环境中相对独立军事行动的影响，造成根据地党政工作和宣传工作中出现了一些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毛泽东1948年在关于土地改革工作和党的工作的指示中就提到了这一严重现象，他认为这种“事前不请示 事后不报告”的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对革命利益造成的损害“极为巨大”。⑤这种无纪律无政府的现象在党报宣传上也表现得很明显。1948年2月，中共中央对土地改革工作中犯“左”倾错误的指示指出：“各地宣传部从来没有或很少向中宣部请求指示宣传方针及作报告，几乎完全各行其是，各中央局及分局对于宣传方针也不是都抓得很紧的，也没有向中央请求指示及作报告。”⑥

　　这种心理状态的形成，既与客观地理和工作环境有关，也是各抗日根据地长期被敌军包围分割的结果，中共中央在1948年的九月会议通知中也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地方党政和军队的“自治”，既让各根据地“度过了长期的严重的困难局面”，但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⑦

　　面对客观环境和主观心态的双重影响，为适应战争形势的迅速变化，中国共产党在加强党的统一领导上作出诸多努力。1948年1月，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迅速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把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⑧，从1月到9月间，中共中央发布了多条强化党的纪律、严格请示与报告制度建设的指示。⑨

　　毛泽东始终把宣传工作视为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抓手。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发给华中局代书记陈毅、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林枫的电报中，就要求根据地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⑩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严格党报和通讯社的宣传纪律尤其重视，1948年6月他在回复华东局对一年来办报情况报告的指示中，严肃要求各地党委对报纸、通讯社等重要宣传机关要负起领导责任。⑪两个月后，他在中共中央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的决定第三稿的起草过程中特意加上了本文开头的那段话。

　　二、理论内涵

　　（一）明确表述了党报的任务使命

　　中国共产党对党报任务使命的认识，直接借鉴于列宁对党报性质使命和功能任务的定位。1905年，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概括了党报的职责使命，指出党的出版物应当是“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党报工作者应是党组织中的一员，应该随时“向党报告工作情况”。⑫

　　中国共产党自土地革命战争开始的斗争实践中逐步体会到党报是列宁所说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因为报纸广泛的传播面和迅速的传播速度是会议或文件所不能比的，党报已经成为“影响人们思想的最有力的工具”⑬。因此，毛泽东提出党报作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必须承担起“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的职责使命，同时基于党报在解放战争中作为党的“最有力的工具”在执行党的中心任务方面所担负的责任，强调了加强党对党报的统一集中领导的重要性。

　　（二）再次重申了党报的党性原则

　　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通过的决议就对中央和地方出版物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要求其不得刊登“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文章”⑭。1942年2月，在《解放日报》改版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严肃指出了《解放日报》存在“党性意识不强”的问题，批评报纸做了外国通讯社的义务通讯员，对党的政策和群众活动报道的篇幅非常少，“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⑮。其后，通过延安整风和《解放日报》改版，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已成为党报工作者的共识，成为检验党报是否有党性的重要标准。刘少奇在1945年中共七大会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再次明确指出党报必须宣传“中央机关与上级组织的决议与所定的政策”。⑯

　　由此可见，“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的观点，是毛泽东对党报党性原则的再次重申，也是对党报必须把宣传贯彻党的纲领主张的思想政治要求转化为明确的工作纪律要求的新表述。

　　（三）深刻阐述了党报制度建设的根本方向

　　毛泽东特地在《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以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第三稿中加上“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这句话，不仅是出于严肃党报工作宣传纪律的考量，而且是将其作为党报制度建设的根本方向提了出来。

　　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工作制度在延安时期已经趋于成熟，其内容简言之即实行“党管媒体”，以及“全党办报”的制度。而在解放战争逐步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急需为解放后的各项党政工作、制度建设做好准备的时候，党报作为党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重要武器，其制度建设也必然被纳入党的工作范畴之中。

　　当时，《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就从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宣传和党务五个方面规定了“何者决定权属于中央，何者必须事前请示中央”。⑰然而在递交给毛泽东的决议中，党报工作作为文教宣传工作的重中之重，关于制度建设问题却没有被强调。这种情况与前期各地党报频繁出现的无组织无纪律问题构成主要矛盾，这让毛泽东深感关于党报的制度建设问题已迫在眉睫。

　　在关于党报的制度建设中，最紧要的一条就是严肃党的宣传纪律，加强党对各地党报的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党中央的凝聚力和权威性，更好地领导即将走向全面胜利的人民解放战争。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作为党报制度建设的根本方向，也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基本方针和工作原则。

　　三、实践过程

　　“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的观点，直接来源于列宁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党报理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自身在革命、建设时期丰富的新闻工作实践，继承、发展和创新了这一观点，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重要内容，成为指导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根本原则。

　　（一）发端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善于利用党报宣传党的政策，加强对实际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第一个机关报《向导》在1925年中共四大通过的决议中被视为“本党政策之指导机关”⑱，1931年中共中央规定以党报社论替代政治通告，作为“政治上的分析与策略的指导”⑲。1942年3月中宣部发布《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提出党的报纸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这样的报纸“才是名副其实的党报”⑳，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意志，顾及党的影响，成为党坚强有力的舆论宣传阵地。1942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之间关系的决定》，标志着“党的领导的一元化”原则正式确立，形成了“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㉑的组织管理模式。

　　在解放战争的复杂形势下，战况的瞬息变化对新闻宣传工作落实“党的领导的一元化”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前期对党报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要求必须尽快转变成明确的工作纪律要求。1948年6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决定》，正式确立了宣传工作纪律方面的制度。8月，毛泽东补充的“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既是中国共产党对列宁党报理论的继承，也是在革命战争环境下确立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直接要求。

　　（二）深化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经历了由革命党向全国执政党的身份转变，党报工作也需进行进一步调整，以适应新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意识形态的要求，而“政治家办报”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党报党性原则问题认识上的一种深化与发展。

　　1957年二三月间，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先后召开。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要讲话，《人民日报》对会议只发了简短新闻，未作评论，而对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则连新闻也没发。毛泽东召集胡乔木、邓拓等人，对报纸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提出“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政治”，要重视具体宣传中央的每一重要措施㉒，当年6月，毛泽东召见胡乔木和吴冷西时，提出了要“政治家办报”的观点。1959年6月，他在跟吴冷西的谈话中再次提出了“政治家办报”的要求。

　　“政治家办报”，是“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观点在新形势下的深化与发展。它对党报工作提出了很高的政治要求，即要能“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㉓，坚决杜绝办报人不服从党的领导、跟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唱反调、出现同党委闹独立性的问题。

　　（三）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各行各业焕发出蓬勃生机，但一些错误思潮也随之出现，在社会上和群众中造成了负面影响，影响了国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面对这种形势，1980年1月，邓小平在干部会议上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前提是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其中党报党刊须发挥其宣传引导作用，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㉔。同时，邓小平在会上再次重申要加强党的领导和增强宣传工作的纪律性，指出“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㉕。

　　20世纪80年代中叶，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开始扩散蔓延，严重危及社会主义建设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1987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通知，指出在新的形势下，党的新闻事业“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无条件地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㉖，成为党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舆论阵地。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江泽民对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性质地位、使命任务、工作原则等作出许多新的理论阐释。他指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也是“党的整个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党性原则。他强调新闻工作要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宣传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成就。㉗1996年1月，他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宣传工作紧密相关，必须把握好宣传方向，把宣传阵地“牢牢地掌握在我们党手里，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㉘。

　　进入新世纪以来，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舆论格局，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舆论格局的新变化，指出新闻宣传工作必须“讲大局、讲原则、讲纪律”，提出三个“不允许”，即“不允许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唱反调，不允许发表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和中央精神的言论，不允许传播混淆视听的政治谣言”㉙。这些讲话继续重申了在新的历史阶段党的新闻事业必须始终坚持党性原则，无条件地宣传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的工作原则。

　　（四）创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党管媒体”和“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等重要理论观点，对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和新闻舆论工作作出许多创新性的理论表述。在2013年“8·19”讲话中，他强调了坚持党性原则的内涵，其核心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要时刻体现出“三个坚定”，即“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㉚。在2016年“2·19”讲话中，他强调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并指出新闻舆论工作“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以及“要增强看齐意识”和“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等。㉛

　　习近平从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高度，强调了新闻舆论工作要始终坚持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统一，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服务人民相结合等，这些观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新闻工作党性原则的认识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四、当代价值

　　“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的观点，虽然是毛泽东20世纪40年代提出来的，但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便始终坚持把列宁党报理论同中国共产党党报工作具体实际相结合，将加强党对党报的领导作为坚持新闻工作党性原则的内在要求。这一观点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革命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和舆论支持，也成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重要的指导方针和工作原则，并逐步形成了以“党管媒体”为核心的新闻管理制度，成为党的新闻工作始终不渝，长期坚持的指导方针，体现出鲜明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政治原则：凸显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绝对领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在长期的斗争历程中,始终重视党对意识形态、宣传思想和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问题。中国共产党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就规定出版工作“均应受到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㉜，在《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的内容中，也强调了党中央对党的出版物的核心领导地位，决不允许出版机关任意自主、有违反党的政策的行为。㉝

　　毛泽东提出“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的观点，是对以往这些决议的高度凝练和概括，它凸显了党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的高度关注和清醒认识，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列宁党报理论同中国共产党党报工作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的政治原则和宣传纪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有关宣传思想和新闻舆论工作的讲话和论述中都突出强调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党中央在意识形态上的核心领导地位。在2013年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中，他指出宣传工作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㉞。在2016年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他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媒体的所有工作“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㉟。这些讲话和论述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对新闻舆论工作提出的刚性要求，它继承了“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观点所承载的思想内容，强调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绝对领导。

　　（二）制度建构：形成“党管媒体”为核心要义的新闻管理制度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它自成立之日起就受到列宁及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在创建党报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对“党管报刊”有明确认识并将其付诸于实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全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统一在宣传部的领导之下，并且作出宣传部必须接受党中央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规定。㊱“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的观点，是毛泽东对建党以来各种决议和指示中关于党报工作党性原则问题的精辟总结。这一观点的提出，也由此开启了新中国成立后以“党管媒体”为核心要义的新闻管理体制。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新闻事业管理体制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由政府管理到党和政府共同管理，最后确立以“党管媒体”原则为核心特征的时期。㊲“党管媒体”的原则要求各级新闻单位必须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同时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坚持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并且要始终坚持“政治家办报”，要让一批拥有坚定政治立场、严格政治纪律、较高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的人走向新闻工作的领导岗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党管媒体”原则作出重要论述。他在视察解放军报社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严格落实政治家办报要求”，确保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权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㊳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提出“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并强调无论什么时候“党管媒体的原则和制度不能变”㊴等重要观点。

　　这些讲话和论述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中国共产党对“党管媒体”原则作出的新规定，提出的新要求，说明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有了更加明确的制度安排和更加严格的管理规范。

　　（三）实践方向：促使党媒成为党坚强有力的宣传舆论阵地

　　中国共产党是由“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组成的工人阶级政党。列宁认为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意识的获得，需要从外面加以“灌输”。㊵因此，中国共产党从创立起就极为重视宣传思想工作，积极创建党的出版物作为党的宣传舆论阵地。从中共中央第一份政治机关报《向导》创办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强调无产阶级党报的政治性和战斗性，并且明确将党的出版物作为党的言论机关、宣传工具和舆论阵地。《红旗日报》把“成为全国广大工农群众之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喉舌”视为报纸“伟大的任务”㊶，改版后的《解放日报》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㊷，把“成为一张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㊸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因此，“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是党报成为“完全的党报”的内在要求，是党报成为党的坚强有力的宣传舆论阵地的前提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不断强化“阵地意识”，特别是把占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舆论阵地，作为做好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的“重中之重”。他指出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职责，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同时强调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必须抓在党的手里，必须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

　　当下，传播技术的变革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媒体格局，也改变了传统的舆论格局，形成了全新的舆论生态，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实现融合发展，将传统媒体的影响力扩散延伸至新兴媒体领域，是巩固和壮大党的宣传舆论阵地的必然选择。

　　五、总结与思考

　　通过以上对“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观点形成发展过程的历史回溯、理论分析、实践梳理和价值探究可以知道，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新闻思想同我国党报工作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党指导当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与时俱进、深化改革、继续发展的核心政治原则和制度建构要求。

　　因此，系统梳理“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观点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探究其理论内涵与当代价值，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党的新闻事业百年来不断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理论品质，以及在错综复杂斗争环境中不断凝聚思想共识创新科学理论的探索精神，进而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制度、丰富发展世界无产阶级新闻学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变迁研究（1921-2021）”（项目批准号：19ZDA321）资助]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7页。

　　②应星：《军事发包制》，《社会》2020年第5期，第1-33页。

　　③典型的一个事例是，1942年10月18日新华社晋西北分社发表了国民党将领邓宝珊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军五周年的纪念贺电。邓宝珊是开明的国民党将领，在他的部队驻扎陕西榆林期间，邓宝珊与陕甘宁边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对蒋介石下令封锁边区的政策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新华社晋西北分社没有遵照毛泽东的明确指示“此类电报只能口传，不能发表，以免影响邓宝珊之地位”，而将贺电公开发表，一方面将邓将军陷入了危险境地，另一方面也对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产生了负面影响，事后毛泽东严厉指责了新华社晋西北分社的宣传工作违反了党的政策。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98页。

　　⑤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32页。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83页。

　　⑦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46页。

　　⑧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64页。

　　⑨这段时间中共中央颁布的文件有《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中共中央关于严格执行报告制度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等。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年，第139-140页。

　　⑪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84页。

　　⑫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全集·十二卷》（第二版增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3-94页。

　　⑬《党与党报》，《解放日报》，1942年9月22日，第1版。

　　⑭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7页。

　　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62页。

　　⑯中共中央宣传部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党的宣传工作》，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1页。

　　⑰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七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356页。

　　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20页。

　　⑲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70页。

　　⑳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26页。

　　㉑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433页。

　　㉒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64-667页。

　　㉓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40页。

　　㉔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5页。

　　㉕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2页。

　　㉖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选编（1938-1989）》，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10页。

　　㉗江泽民：《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的讲话提纲》，《人民日报》，1990年3月2日，第1版。

　　㉘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01-502页。

　　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18页。

　　㉚《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 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8月20日，第1版。

　　㉛《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人民日报》，2016年2月20日，第1版。

　　㉜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史稿（1921-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40页。

　　㉝孙武霞、许俊基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5页。

　　㉞《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 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8月20日，第1版。

　　㉟《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人民日报》，2016年2月20日，第1版。

　　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第117页。

　　㊲王润泽、王婉：《党管媒体:新中国新闻事业管理原则的历史考察》，《现代传播》，2021年第4期，第40-46页。

　　㊳新华社：《习近平视察解放军报社并发表重要讲话》，http://www.xinhuanet.com/zgjx/2015-12/26/c_135932625.htm,2015年12月26日。

　　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24-125页。

　　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7页。

　　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22页。

　　㊷“不完全的党报”，“完全的党报”的提法来自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给何凯丰的信，信的开头提及“今日与博古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

　　㊸《致读者》，《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第1版。

　　（汪苑菁为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郑保卫为广西大学名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唐玲为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