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江泽民；新闻观；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贡献
江泽民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至党的十六大担任总书记的十三年中，始终把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位置，给予高度关注，精心指导。他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从新时期党和国家政局稳定与事业发展的大局和新闻工作改革创新发展的需要出发，对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所处的社会地位、所承担的历史任务以及所应遵循的工作原则、所应采取的工作方法，做出了许多新的理论阐释，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他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闻观，解决了当时新闻界在新闻宣传工作中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的模糊认识，为党的新闻思想进一步继承传统，开拓创新开创了新的局面。
江泽民是在1989年5月那场政治风波结束后不久举行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担任总书记的。他发表的第一个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专门讲话，是1989年11月28日在全国新闻工作研讨班上的讲话。当时，政治风波平息不久，新闻界一些人思想上还存在不少疑惑，理论上也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澄清。与此同时，一些媒体在那场政治风波中舆论导向出现严重错误的教训也需要及时总结。为此，他在讲话中针对当时新闻界的思想状况，就大家所关心的一些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特别是如何加强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等问题，代表中央阐述了明确意见。
此后，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会议，以及考察人民日报社和解放军报社时都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一系列讲话内容丰富，涉及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性质地位、任务作用、方针政策、原则方法，以及新闻工作与党、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与内政、外交和国防的关系，新闻队伍建设和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等一系列问题，既有理论认识方面的问题，也有思想方法和行动原则方面的问题，构成了他的新闻观的基本内容。
江泽民的新闻观是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新闻领域的具体体现，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对丰富发展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
一、提出“喉舌论”和“生命论”，强调新闻工作极端重要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担任总书记的江泽民，认真总结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的教训，对新闻工作极为重视，他用“喉舌论”和“生命论”来强调新闻工作重要地位。
1989年11月28日，他在全国新闻工作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国家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这既说明了新闻工作的性质，又说明了它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1]后来，他在接见解放军报社师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又强调：“《解放军报》是中央军委机关报，是我国武装力量的喉舌，是我军舆论宣传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阵地。”[2]江泽民用“喉舌论”，深刻地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属性。
新闻事业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这是江泽民对我国社会作用新闻事业性质和属性的准确定位，也是对其社会地位和作用的准确定位。这一定位对当时社会上一些人受西方新闻观影响，片面强调新闻媒体的信息传播功能，进而质疑和否定“喉舌论”，有的甚至将“喉舌论”讥之为“器官论”，起到了澄清是非、以正视听的作用，对于新闻界正确认识我国新闻事业的根本性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江泽民还用“生命论”来说明新闻事业在党的工作中极端重要的地位和作用。1996年9月26日，他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指出：“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说，舆论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并且提出“要把握好报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出版社的宣传方向，把这些阵地牢牢地掌握在我们党的手里，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3]
江泽民把党的新闻事业比作“党的生命的一部分”，比作“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深刻揭示了新闻工作与党相依相存的关系，阐明了新闻工作在全党工作中的特殊性质和重要地位。他对党的新闻工作地位所言之高，性质所喻之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相关讲话中是不多见的。
从“喉舌论”到“生命论”，江泽民对党的新闻事业性质和地位的深刻认识，是他对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发展与创新，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
二、用“祸福论”作比喻，阐述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重要性
在江泽民的新闻观中，“舆论导向”是其核心内容。他反复强调舆论导向的重要性，并用“祸福论”作比喻，给大家以深刻印象。在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中，一些新闻媒体在舆论导向方面出现了严重失误，教训极其深刻。正因为此，江泽民极为重视总结这方面的教训。他在1989年全国新闻工作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新闻宣传一旦出了大问题，舆论工具不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不按照党和人民的意志、利益进行舆论导向，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危害和巨大的损失。”[4]
1994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他又提出了“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重要观点，其中“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其核心就是舆论导向问题。他强调：“舆论导向正确，人心凝聚，精神振奋；舆论导向失误，后果严重。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引导舆论，至关重要。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和新闻出版单位的领导干部，必须以高度的责任心抓好舆论引导工作”。[5]
此外，他还阐述了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所追求的目标，即要达到“五个有利于”，即有利于进一步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舆论；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舆论；有利于鼓舞和激励人们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社会进步而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舆论；有利于人们分清是非，坚持真善美，抵制假恶丑的舆论；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心情舒畅、社会政治稳定的舆论。[6]
1996年他在考察人民日报时又指出：“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舆论导向正确与否，对于我们党的成长、壮大，对于人民政权的建立、巩固，对于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富强，具有重要的作用。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7]
江泽民还从新闻媒体所拥有的独特功能和所发挥的特殊作用的角度，来阐述舆论导向的重要性。1989年他在全国新闻工作研讨班的讲话中指出：“新闻媒体作为现代化的传播手段，能够最迅速、最广泛地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并变为群众的实际行动；能够广泛地反映群众的意见、呼声、意志、愿望；能够及时地传播国内国际的各种信息，直接影响群众的思想、行为和政治方向，引导、激励、动员、组织群众为认识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斗争。”[8]
江泽民关于舆论导向问题的论述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国内报道、对外宣传多个领域。他还提出了要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和“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方针，提出要加强典型宣传和舆论监督，以及要提高舆论引导艺术，加强新闻舆论阵地建设和宏观管理，要形成舆论宣传合力等内容。
这些内容构成了江泽民新闻观的主体与核心。特别是他用“祸福论”来比喻舆论导向的重要性，把正确舆论导向问题置于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高度，对新闻界提高认识，坚定立场，明确态度，做好舆论导向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阐释“党性”同“真实性”的一致性，为新闻工作确定明确原则
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其作为党报工作的重要原则，毛泽东、邓小平均有明确的论述。江泽民继承了这一思想，对党性原则问题十分重视，多次重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新闻工作党性原则的重要作用。
1989年他在全国新闻工作研讨班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我们的新闻工作是党的整个事业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因此不言而喻，必须坚持党性原则。”1996年他在接见《解放军报》社师以上干部的讲话中强调：“办好《解放军报》，首要的一条，就是坚持鲜明的党性原则。……我军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解放军报》在坚持党性原则上，不允许有任何的含糊和动摇。”[9]1997年，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又指出：“新闻宣传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10]可以说坚持新闻工作党性原则，是贯穿江泽民新闻观的一条红线。
江泽民在论述新闻工作党性原则时，还阐释了坚持党性原则同代表和反映人民群众利益及要求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坚持党性原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必须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广泛最深刻的联系，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针对当时新闻界一些人在党性人民性关系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认识，江泽民明确指出：“坚持党性原则，也就是坚持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原则，两者是完全一致的。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实质就是要否定和摆脱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11]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新闻要讲真实，又要讲党性，那么两者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对此江泽民作出了明确回答：“新闻的真实性，就是要在新闻工作中坚持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谈到，我们坦率地指出新闻工作的阶级性和党性原则，因为我们新闻工作的阶级性和党性同新闻的真实性是一致的。[12]
在这个讲话中，他还指出，现实生活是复杂的，要找几个事例来证明某个观点并不难。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尽管这一叶、这一点确实存在，但“从总体上来看却背离了真实性”。所以，他要求新闻工作者要做到“真实地反映生活，就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强调新闻报道“不仅要做到所报道的单个事情的真实、准确，尤其要注意和善于从总体上、本质上以及发展趋势上去把握事物的真实性。要防止搜奇猎异，防止捕风捉影。要在保证真实、准确的前提下，讲究时效”[13]。
正确认识党性与真实性的关系，把坚持党性原则与坚持真实性原则有机地统一起来，是新闻工作的职业要求，也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要求，江泽民提出要注意和善于“从总体上、本质上以及发展趋势上去把握事物的真实性”[14]，正是党性原则所决定的。
四、提出新闻工作既要讲新闻自由，又要讲社会责任和宣传纪律
“新闻自由”问题，是我国新闻理论中一个重要而又敏感的问题。在1989年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中，一些人以“争取新闻自由”为由，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借此来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致使一些媒体和少数新闻工作者在舆论导向问题上迷失了方向。
江泽民在当年11月中宣部举办的全国新闻工作研讨班上，谈到了这场政治风波中一些人在新闻自由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并对如何正确看待新闻自由问题阐述了自己明确的观点和主张。他指出：“任何自由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任何一个国家中，都不存在绝对的毫无限制的‘新闻自由’。在国际上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在国内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情况下，自由就不能不带有阶级性。”[15]
他在讲话中对比了资产阶级新闻自由与我国新闻自由的根本不同，指出：“西方国家标榜的‘新闻自由’，实质就是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是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新闻不再是私有者的事业，而是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我们的宪法规定，言论、出版自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依法运用新闻工具充分发表意见、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利和自由，享有对国家和社会事务实行舆论监督的权利和自由”。[16]他明确肯定了我国存在新闻自由的现实和法律依据，同时深刻揭示了不同社会制度下新闻自由的阶级本质。
新闻工作要讲新闻自由，同时也要讲社会责任，这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如果不能保障和维护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依据法律拥有的正当的新闻自由权利，那么新闻工作就难以正常开展，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也无法正常履行自己的职业责任，然而如果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滥用新闻自由权利，也会给社会带来侵害。
因此，新闻宣传工作既要讲新闻自由，又要讲社会责任和宣传纪律是正确运用和把握新闻自由的基本要求。2000年12月，江泽民在澳门回归一周年庆祝大会上致辞时指出，新闻自由和记者的社会责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能光讲社会责任，不讲新闻自由；但你也不能光讲新闻自由，不讲社会责任。这两者要结合起来。[17]
谈及新闻自由，还涉及自由与纪律的关系问题。自由与纪律之间是一种既矛盾又同一的关系。江泽民在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中既强调要保障新闻自由，又强调要遵守新闻纪律。他在1999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讲话中强调，新闻单位要“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宣传纪律，切实做到令行禁止。该管的要管住，重要的宣传阵地和传播手段，一定要把好关口，丝毫不能出问题”。[18]他认为，遵守党的宣传纪律既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前提，也是坚持新闻宣传正确舆论导向的保证。他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就要求新闻工作者要打好政策法律纪律根底，要牢牢掌握中央的方针政策，牢牢掌握国家的法律法规，严守新闻工作纪律。[19]
五、强调加强舆论监督，发挥新闻媒体的批评和监督功能
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重要社会功能，做好舆论监督能够起到激浊扬清、惩恶扬善、除弊兴利的社会作用。江泽民强调新闻媒体要坚持开展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发挥好批评和监督的功能与作用，并且将其提到了维护公民政治民主权利、完善国家监督机制，以及加强党的建设和民主监督制度建设的高度。
1989年，他在全国新闻工作研讨班的讲话中谈到舆论监督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关系时指出：“我们的宪法规定，言论、出版自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依法运用新闻工具发表意见、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利和自由，享有对国家和社会事务实行舆论监督的权利和自由。”[20]他这是把舆论监督提到了维护公民政治民主权利的高度。
1992年，他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要“强化法律监督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的职能，重视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逐步完善监督机制，使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21]他这是把舆论监督提到了完善国家监督机制的高度。
1995年，他在《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一文中指出：要加强党内监督，健全对领导干部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以及党委内部的监督制度，同时要拓宽党内外监督渠道，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22]他这是把舆论监督提到了加强党的建设的高度。
1997年，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加强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贯彻的监督，保证政令畅通。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严惩执法犯法、贪赃枉法。[23]他这是把舆论监督提到了加强民主监督制度建设的高度。
同时，他还阐释了舆论监督必须遵循的原则，指出了舆论监督的对象，为正确开展舆论监督指明了方向。
为了保证舆论监督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江泽民对如何区分成绩和问题，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以及如何把握好批评和监督的分寸等，也作出了论述，提出了要求。1989年，他在全国新闻工作研讨班的讲话中指出：“社会生活中有光明面，也有阴暗面。阴暗面的情况、性质也各不相同。对于企图颠覆我们社会主义共和国、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问题，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揭露，目的是打击敌对势力；对于人民内部的缺点错误，也应进行揭露和批评，但这种揭露和批评是‘恨铁不成钢’，目的是以同志式的态度帮助克服缺点、纠正错误。对于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批评，只要是善意的、有益于改进工作的，我们都应该热忱欢迎。”[24]
六、提出“以正面宣传为主、以事实为主、以我为主”的对外宣传方针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对外交往的不断扩大，对外宣传工作日显重要。江泽民从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出发，十分重视对外宣传工作，他多次在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对我国外宣工作的经验教训进行全面总结，对其地位与作用、目标与任务、原则与策略等问题作了全面阐述，对做好新形势下外宣工作提出了严格要求，并且明确提出了“以正面宣传为主、以事实为主、以我为主”的对外宣传工作基本方针。
1999年2月他在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阐述了外宣工作的重要性，他指出：“向世界阐明我们党和国家内政外交的方针政策和对国际重大问题的原则立场，介绍我国历史和现实的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国际舆论斗争”，对于加强同各国经济、技术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增进同各国人民的友谊，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和帮助，维护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安全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他要求外宣工作“要继续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贯彻我国的对外方针政策，加大向世界全面介绍中国的力度，增进各国对中国的了解，积极开展国际问题报道和国际舆论斗争，加强和维护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形象，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为祖国统一、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针对外宣工作政策性和政治性强的特点，他提出，对外宣传“要旗帜鲜明地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尊严和祖国统一，在涉及国家主权、国家利益、民族尊严的问题上，要坚持原则。”“要树立坚定的国家意识和大局意识，服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从和服务于我国整体对外战略。”
他在讲话中提出外宣工作要坚持“三为主”的方针，即要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以事实为主、以我为主”。他还强调外宣工作“要有自己的规律，要加强研究，不断提高对外宣传的本领。”[25]
这些内容涉及对外宣传的指导方针、工作原则、策略方法等一系列问题，对做好新形势下的对外宣传工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七、强调新闻工作要讲究艺术，加强协作，增强合力
江泽民认为，新闻宣传工作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项重要工作，有其自身特有的工作规律和专业要求，因此必须讲究艺术，把握技巧，注意方法，遵循规律，要努力生产群众喜欢的优秀作品，这样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1989年，他在全国新闻工作研讨班的讲话中要求各级领导“要和新闻单位的同志一道，研究如何不断提高新闻宣传的水平和效果，把报纸、广播、电视办得有吸引力、感染力，使读者、听众、观众爱读、爱听、爱看”。[26]
1994年，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反映主旋律的精神产品不仅思想内容要健康向上，艺术表现也应多种多样、生动活泼、精益求精，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27]
1996年，他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要求报社的同志“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要讲究宣传艺术，提高引导水平，努力使自己的宣传报道更加贴近生活、贴近读者，使广大读者喜闻乐见”。
江泽民反复强调新闻宣传要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要做到使读者、听众、观众“爱读、爱听、爱看”，都需要在提高宣传艺术和报道技巧上多下功夫，同时也要在增强职业责任和职业能力上下功夫。
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要达到预期目的，收到好的效果，除了要提高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的艺术与技巧外，还要靠各个不同层级、种类，担负不同功能和任务的媒体的整体力量，要团结协作，共同努力，力求形成报道合力。对此，江泽民予以高度重视。
1996年他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就提出各新闻单位要加强协调，形成强大合力，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要求新闻单位要进一步总结经验，从理论上深化提高，探索其中的共同规律和基本原理，使合力导向这一手法更好地为引导舆论服务，以便把我们的舆论引导工作做得更好。[28]
1999年他在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中谈到了我国外宣工作中存在着总体上“力量还不强”，在国际舆论的较量和竞争中“声音还比较弱”，在重点地区、重点内容的“宣传上还没有完全形成合力”的问题。他要求对外宣传所涉及的中央和地方各部门及驻外使领馆，“需要加强统一协调，形成合力”。[29]这是从另一个角度对新闻媒体加强联合行动，增强合力提出的要求。
八、重视新媒体新技术，强调加强互联网和信息网络化建设与管理
二十世纪中叶，以微电子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通信技术为基础的信息技术，和以遗传工程为代表的生物技术，以复合材料、耐高温材料为代表的新材料技术，以及新能源技术和空间技术等为标志的高新技术正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迅猛发展，而且正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社会经济的面貌，引发着军事和政治领域的一系列变化。如何紧跟时代步伐，抓住历史机遇，发展现代技术，成为国家发展中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在此背景下，1984年9月16日，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的江泽民在《红旗》杂志《振兴电子工业，促进四化建设》一文，提出了要“大力发展和推广应用电子技术”[30]的鲜明观点，为推动我国加快发展和推广电子技术提出了一些技术设想和实践路径。
而也正是出于对电子新技术快速发展的高度敏感和重视，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当获悉美国克林顿政府正在实施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计划时，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大力发展互联网的战略决策，并从政策、资金、设备、人力等方面给予积极扶持，使得我国互联网能够紧跟发达国家步伐，迅速发展起来。
20世纪90年代，是信息网络化大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互联网由军事技术领域进入社会与民间的关键时期。当时，互联网正在快速向着高性能和集成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逐步变成了一个开发和使用信息资源的覆盖全球的网络，进入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对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社会等领域，以及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0年3月江泽民在全国人代会和政协会期间发表的讲话中提出，各级干部和全社会都应当“高度关注当前信息网络化的迅速发展”，并作出了要“加快发展我国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重要指示。他提出要“抓住信息网络化发展带来的机遇，加快发展我国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并在经济、社会、科技、国防、教育、文化、法律等方面积极加以运用”。同时，针对当时互联网上出现的“信息庞杂多样，泥沙俱下，还存在大量反动、迷信、黄色的内容”的情况，他提出要 “高度重视信息网络化带来的严峻挑战”。[31]
江泽民把互联网的出现，看作是党和政府可以利用的一个“新的思想文化阵地和思想政治斗争阵地”。他指出“我们可以利用它来为我们的改革和发展服务，为传播我们的思想文化服务”。他要求各地各部门领导干部，必须“加紧学习网络化知识，高度重视网上斗争的问题”，而且提出党建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群众工作都应“适应信息网络化的特点”。[32]
江泽民从信息化时代应对全球信息领域竞争和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高度，把“积极发展，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为我所用，努力在全球信息网络化的发展中占据主动地位”[33]，作为我国信息网络化工作的基本方针，为我国互联网建设和信息网络化发展确定了正确的工作方向、指导方针和行动原则，从而使我国互联网能够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起，便与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是同步发展起来，并且很快便走在了世界前列。
不失时机发展互联网，加快信息网络化进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重视现代传播科技，发展现代传播事业的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当时作为党中央领导核心的江泽民对我国现代信息传播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
九、强调搞好媒体经营与管理，推进我国传媒业健康发展
如何搞好媒体经营与管理，用好传播新技术，坚持创新理念，推进我国传媒业健康发展，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加强媒介经营与管理，是我国传媒业面临的一个全新课题，对此江泽民有许多重要论述。
在历史上，我国传媒业曾经有过作为企业来经营的传统和经验，但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经营，从而获得快速发展，应当说是从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才逐步开始的。1996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第三产业的决定》中，把报刊经营管理列入第三产业，成为我国报刊进入产业化改革阶段的一个标志。我国新闻传媒业企业化管理、市场化经营和产业化运作的大门就此敞开了。
特别是1996年11月江泽民在视察人民日报时提出“过去我们的传媒只讲宣传，如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传媒既要讲宣传，又要讲经营”[34]。这个讲话被认为是国家最高领导层向传媒业发出的向市场进军的号令，由此推动了我国传媒业的市场化进程。这之后，我国传媒业逐步确立了以市场为导向，合理配置资源，调整供求关系，促进产品流通，实现经济效益的企业运行机制，开始了向传媒市场的进军。
在我国，新闻事业是党和国家重要的新闻宣传和舆论阵地，因此既要实行企业经营，争取好的经济效益，同时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也要加强和健全管理，提高管理水平，以使其更好地发挥政治、社会和文化功能，确保实现正确的舆论导向。江泽民在1996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讲话中就对新闻媒体和宣传文化机构的管理工作提出了要“认真研究，积极探索，总结经验，健全管理体制，加强制度建设，提高管理水平”[35]的要求。
针对当时我国新闻事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严重的“散滥现象”， 1996年，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论述了“散滥现象”的具体表现，分析了出现“散滥现象”的原因，提出了“治散治滥”的具体办法。
对作为党的重要新闻宣传和思想舆论阵地的新闻事业，除了要加强管理外，还要注重建设，要通过建设来巩固发展新闻宣传阵地，这就需要政府要加大投入，搞好经营创收工作。对此，江泽民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他一方面提出要提高对经营工作重要性的认识，鼓励新闻媒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而逐步深入做好经营，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则强调新闻媒体在追求经营效益时要注意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此前提下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
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社会信息化，信息传播数字化、网络化步伐进一步加快，新媒体不断出现，为信息传播和舆论表达增加了更广泛的渠道和更多样化的手段。江泽民对传播新技术的迅猛发展给新闻宣传工作带来的深刻影响十分重视。1999年2月，他在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世界各国都在争相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加强和改进对外传播手段，我们也必须“适应这一趋势，加强信息传播手段的更新和改造，积极掌握和运用现代传播手段”[36]。
提倡坚持创新，是江泽民新闻观的重要内容，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与时俱进发展理念在新闻领域的具体体现。江泽民把改革创新提到坚守民族和国家文化精神的高度来认识，提到贯彻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来认识。2000年6月，他在西北五省区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37]
对新闻工作的改革创新，江泽民也高度重视。他反复强调新闻工作要坚持不断深化改革、大胆创新。他要求新闻媒体进一步改革宣传报道、新闻体制、技术手段，努力做到宣传创新、体制创新、技术创新，实现全面创新，这些观点为我国新闻事业加快改革发展提供了思想引领和理论指南。
十、重视新闻队伍建设，强调打好“五个根底”发扬“六大作风”
加强新闻队伍建设，是江泽民新闻观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在许多讲话中都谈及这一问题，并且提出了要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新闻队伍”的目标。
1996年他考察人民日报社时提出的打好“理论路线、政策法律纪律、群众观点、知识、新闻业务”的“五个根底”，和发扬“敬业、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严谨细致、勇于创新”的“六大作风”，就是对我国新闻队伍建设提出的具体而又明确的要求。
江泽民提出的“打好五个根底”，其内涵十分丰富。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新闻工作者怎样才能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这就需要“打好理论路线根底”，要善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党的基本路线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工作。
新闻工作政治性、政策性极强，新闻工作者需要“打好政策法律纪律根底”，要掌握好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严守新闻工作纪律，这样才不至于迷失政治方向，出现舆论误导，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打好群众观点根底”，就是要树立牢固的群众观点，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必修课和基本功”，始终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倾听并反映群众的心声，多写反映人民群众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贡献的好作品。
新闻工作的职业特征要求新闻工作者要有广博的学识，要尽可能掌握多方面的知识，因此需要“打好知识根底”，除了要掌握好与自己的业务工作直接有关的知识，还要博览群书，争取做一个“既懂政治、学识又渊博”的新闻工作者。
良好的业务能力是顺利完成新闻工作使命和任务的前提与保障，因此，新闻工作者要“打好新闻业务根底”，自觉地苦练基本功，要使自己具备很强的业务能力和很好的文学修养。
“作风”，与“根底”是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也是江泽民新闻队伍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同样十分丰富。他提的“敬业”的作风，是指要热爱党的新闻事业，献身党的新闻事业；“实事求是”的作风，是指要坚持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做到重调研，报实情，讲真话；“艰苦奋斗的作风”，是指要不怕苦，不怕累，有时还要不怕危险、不怕牺牲；“清正廉洁”的作风，是指要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思想的侵蚀，恪守职业道德，坚决反对搞“有偿新闻”；“严谨细致”的作风，是指要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严防差错；“勇于创新”的作风，是指要坚持创新思维，不断开拓新的报道领域，探索新的报道形式，采用新的报道手法，写出富有新意的优秀作品。
“打好五个根底”和“发扬六大作风”，提得很具体，很到位，也很有操作性，对于我国新闻队伍建设既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也确立了便于在实践中把握的原则和标准。
十一、强调加强改善党的领导和坚持政治家办报，为新闻宣传工作提供政治保障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政治家办报是做好新闻宣传工作重要保障，对此江泽民有许多具体论述。1993年，他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时强调，在加快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各级党委务必十分重视宣传思想工作，务必加强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要把宣传思想工作摆到重要议事日程，经常研究分析社会思想的重大动向，确定一定时期宣传工作的重点，帮助宣传思想工作部门的同志打开思路，并且定期检查宣传思想工作的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38]。
1994年，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对这项工作，各级党委务必十分重视，务必加强领导，切实负起责任”[39]。
江泽民把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工作看作是党的一大“传统和优势”，反复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加强和改善对新闻宣传和思想工作的领导。同时，他也对如何加强和改善党对新闻宣传和思想工作的领导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例如他在1989年全国新闻工作研讨班讲话中指出，加强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主要是要抓好新闻宣传的政治方向，抓好新闻改革，抓好新闻工作的经验总结，抓好新闻队伍的建设、特别是领导班子的建设。
在谈及加强和改善党对新闻宣传工作领导时，江泽民还提出要树立“政治家办报”的思想，并且将其作为坚持党性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1996年他在视察人民日报时就指出：“报社的同志要有大局意识、全局观念，坚持政治家办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登什么，不登什么，怎么登，都要从全局出发，从党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出发”。
他重提毛泽东的“政治家办报”思想，其基本思想是要求新闻工作者要具备政治头脑与政治眼光和政治敏锐性与政治洞察力，要善于从政治上统揽全局，坚持从党和人民整体利益角度来组织新闻报道，开展舆论宣传，这是确保新闻工作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重要前提，也是新闻工作坚持党性原则的基本要求。
江泽民的新闻观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是他在十三年执政过程中指导党的新闻工作的经验总结和理论结晶，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思想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理论指南。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变迁研究（1921—2021）”（项目编号:19ZDA321）的研究成果】
（作者系广西大学特聘君武荣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
参考文献：
本书编写组编：《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版
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郑保卫主编：《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福建出版社2004年版。
